原标题：黄碟事件主人公：能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值了
夫妻在家看黄碟 民警上门查
2002年8月18日晚，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小张夫妻因为在自家看了一次黄碟，遭人举报。随后，当地派出所民警闯入其家搜查，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民警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名将小张带回派出所。
事发后，华商报迅速介入。两天之后，刊发《家中看黄碟 民警上门查》率先披露，立刻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和界限”的大讨论。
2002年12月31日，发生在延安一个村子的“夫妻看黄碟”事件，经历了4个多月的曲折发展，终以当地警方向小张夫妻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29137元钱画上了句号。
然而，对于小张夫妻来说，这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结束。那之后两年，小张一度精神高度紧张焦虑，家庭经济也因此陷入窘迫。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3年。尽管小张早已走出了那段阴霾，但偶尔触及，心头仍会有一股淡淡的苦涩。
之后两年最难熬 精神一度高度紧张
2002年8月18日，恐怕是35岁的小张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日子。那天晚上，小张和妻子在家里看了一次黄碟，命运却因此改变。
有人将他们在家看黄碟的事举报，随后当地派出所民警闯进他家中搜查。小张在愤懑中操起棍子，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民警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名将小张带回派出所。
两天之后，华商报便以《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为题，率先进行报道。
报道在国内引发热议。事情在4个月后得到解决。
然而，小张说，那之后两年，才是真正难熬的日子。之前，他们开了一间小诊所。之后，诊所关了，经济一度困窘。
从看守所回来后，小张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阳光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寡言，见了陌生人不说话，“对方若多问几句，我就紧张，心里嘀咕，你想要干啥，好像无形中有了反侦查能力。”后来，家人带他到延安、西安的医院看病，被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
几年前，媒体的一篇回访报道中，小张住院期间的主治医生还描述了小张住院时的样子：“看见什么人都害怕，看见铁窗也害怕。他经常蹲在墙边的地上，不敢抬头，像是认罪的样子，还经常伸出手，准备被铐的样子。”
那两年，小张几乎都是在家休养。妻子则在商场站柜台，偶尔拣点纸箱子卖，补贴家用。
重拾信心日子日渐红火
两年的休养，小张逐渐摆脱了抑郁。而妻子的怀孕，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希望。
“总不能让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出去工作吧。”他告诉自己：“人生就这样，不管你是喜怒哀乐，为了生存，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你必须出去工作。”
可干什么呢？诊所开不了了，“开诊所有风险”，小张一度觉得。他卖过麻辣烫、羊肉饸饹，可生意都不怎么好，没几个月就关门了。一番折腾后，他还是干起了老本行。新诊所距离原来的诊所50米。
2004年10月26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后来，他将诊所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在安塞县经营过一辆出租车，还买了一辆拉土车、挖掘机，在工地上做一些小工程。日子也渐渐红火起来。
公民权利意识变清晰“权力没制约很可怕”
小张说，13年前那件事，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变得成熟了。之后几年，小张遭遇了周围人的很多不解。甚至也有亲戚觉得他“不务正业”，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脸上无光，甚至疏远。
经历这件事后，小张说，他为人处世变得沉稳、理性，不再冲动。最重要的是，他的公民权利意识开始清晰起来。
2008年前后，小张夫妻所在的村子被征用千余亩土地，得到一笔征地补偿款。在分配补偿款时，“女客”（嫁出去的女子和上门女婿）完全被忽略了，小张家也是其中之一。村里的女客们到处反映问题，小张先是咨询律师，得知自己家也有权拿到补偿款后，选择了法律途径。最终，问题得到解决。
黄碟事件后，他对类似新闻格外关注。从早年的宝马彩票案到后来的聂树斌案，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说：“权力没有监督、制约的话，会很可怕！”
感谢妻子感恩帮过他的媒体
2012年，黄碟案过去整整十年。小张又经历了一次大车祸，全身11个部位19处骨折，只有右胳膊是好的。他先后经历了6次大手术，在重症监护室住了40多天，住院16个月，全身缝了1600多针，险些丧了命。
起初，他有些沮丧，觉得怎么什么事情都出在自己身上了。可一想，这个家得靠他顶着，他得更加珍爱生命，尤其对妻子。“我俩当年不是自由恋爱，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么多年挺坎坷的，妻子一直陪着我，确实很难。”
今年西洽会上，小张设了个展台，为自己经销的延安本土白酒招代理商。
这些年，小张一直对华商报等曾经关注过黄碟案的媒体以及好心人抱着感恩的心态。他永远记得当时一名记者说过的话：“媒体不能包打天下，但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件事情的后果会不堪想象。”
采访最后，小张说，黄碟案“若能唤醒更多人的法律意识，那就值了！”
华商报记者 刘海宏
公权与私权界限讨论进入普通民众视野
“夫妻看黄碟事件”被陕西省评为“2002政法十件大事”。在黄碟事件前，私权屡屡受公权侵害，但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始终徘徊在小范围的学术领域。事件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和界限”的重大讨论，这是“公权与私权的争议”第一次从学术领域大规模进入普通民众视野，因而在“媒体推动法制建设进步”道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该事件的公共讨论后，各方面逐渐理清一个法律观念：公民居住所在地属于个人私域空间，未经许可和合法程序，任何人不能擅自闯入。